一月的冬雨阴翳,拢着隆冬的寒,绵延在它所带来的云层和霜雾中,在凝滞的世界里寂静地弥漫开来。时间,和一切,都走得好慢好慢,慢得叫人忘了春的暖流何时复返,忘了春还会来。
我看着廊上的豆荚和它枯黄的叶子一并落到地上,砖隙和泥土里,它的种子噼啪地炸裂出来。我看着红色的灯笼挂上,寒风吹掀了它的流苏。我知道冬已然降临。没有人刻意地提起,也没有人刻意地意识到,春节和新年,已然在无声的祝福中悄然临近了。
那个霏雨初晴的下午,从宿舍里搬出行李和包裹,拖着手提箱,戴上口罩,与同学们和清空的寝室告别,终于觉得,春节似乎是真的来到了。就像沉闷了一个月的阴天,是该留给自己一些喘息的时间。爹帮我搬了行李上了车。摘下口罩,我照例同他讲起了期末的成绩和学校里的琐事。他始终还是不怎么说话,秉持着父亲的沉默。但从他眼角的皱纹里,还是看得出他的高兴。
我们顺道去了菜场,备了些年货回了家。晚饭,平日的空桌上简单摆了几道炒菜,我和爹便两个人对着桌。我们又谈起妈和外婆,
“老爹,你有问过妈她们什么时候能回来吗?”
“她也没再跟我说了。或许就是几天后罢。”
后来便是沉默中的晚餐。他不太懂得女儿的话题圈,偶尔能提起一两个话题,便也只是简单的问答应付过去。他只拼命地给我夹肉,又嘱我多吃菜。
回到家里,最初的几天,倒也是清得空荡。爹还没放假,家里也没人。好在总有我忙的,也没有功夫感叹清闲。倒是有一盆蟹爪兰开得甚好,它扁直的苍绿叶干用塑料绳系在几根插在盆里的筷子上,盆里一圈的空处倒置着许多鸭蛋壳,都是半个头的。叶尖上开出紫红的花来。说起这花,却还是外婆半年前捡来的。妈说外婆向来就爱花。“这么好的花,怎么就丢了呢…”她便把它种在小盆里,任由它自己长开去。后来外婆得了直肠癌,妈陪着她住到医院里,便也无人侍弄了。却不想它长得倒也欣然,上一次见它生了花苞,如今一见已然勃勃盛放。
外婆是在八月份得了病。半个月后,检查出来,却是癌症。她躲在自己的房间里。我竟有些不敢看她的模样了。在我的记忆里,外婆的身影,从未如此佝偻,如此苍老。外婆是已耄耋之年,这样的重病似乎已然难以脱身。那段时间里,妈也很着急,有些熄了灯的晚上,她悄悄地问我,“乐乐,外婆会好起来吧?”“会的,外婆一定会没事的。”我肯定地回答。可我心里空得慌。我并不知道是否真的该如此肯定,还是真的该任天由命。我有时能听到她撮鼻子的声音。此时,无声的眼泪,也不争气地从眼眶里滑落出来。我们所能做的只有笃定,并让自己笃定,一切都会好起来。
后来,外婆住进医院。妈为她找了护工。照医院的规定,因为疫情,病人只能由一名监护陪同。我便没有了看望她的机会。
手术顺利,外婆康复出院,在家里修养,妈便照顾她。那时是学期末,学校里忙。“乐乐,你不如回来住好了。”妈有时这样说。我没敢回应。家里也忙啊。
但是终于还是有一天,我匆出教室,匆进雨里,含着眼泪一口气奔到宿舍。电话机旁我委屈似的向她哭诉,最后我说:“我要回家。就今晚。我一定要回去。”电话那头沉默,最后,我只听到她说:“行。九点半放学,我来接你。”
那晚,是寒冬。妈走在我的身旁。也是那晚,我懂得了,我从来不是在孤军奋战。
也就是那次我回来,见到了外婆,也终于注意到了她的蟹爪兰。蟹爪兰悄悄地生长,悄悄地生了花苞,顶在苍绿的叶尖上。有单蒂的,也有并蒂的,初露新粉。
然而外婆的情况并没有一路好转。春节前些天,她的右脚跟上生了淋巴炎,她又一次住进了医院。我们曾想去看望她,妈却拒绝了。电话里她说:“疫情又严重起来了,医院进出也不方便,不必来了。乐乐,出门记得带好口罩。”
我们便这样在家里等带着她们的归来,相聚,团圆。寒冬,带来的有病痛,也有悄然无声的陪伴和祝福。
妈最后一次来电的第二天下午,也就是除夕的前一天,她们到家了。除夕夜,偌大的餐桌上终是有了新年佳节景象。终是用心起了灶,红烧猪蹄和鱼自然是少不了的主菜,爹烤了肉在烤箱里滋滋冒油,主食是妈新包的饺子,终是有了烤薯和汤圆做夜宵,下午刚洗了盐的腌草鱼挂在外边杆子上。妈说:“北方人吃饺子,南方人吃汤圆,你们算是把大江南北吃了遍了。”
外婆似乎确实精神了许多。她在厨房里捣鼓着自己的萝卜炖排骨和小白菜。睡前我看见她又偷偷把放在客厅里的蟹爪兰搬到自己房间门口去了。
第二天就是大年初一。傍晚时候,外婆在阳台上张望。“放炮仗了!”妈说。一家子凑到阳台上,妈手指着朝山的那边望。滚滚的炮响,从远山的那边轰鸣而来。几栋高楼的后边,嫣然一束束流光飞天,在半空中绽成一树银花,鎏金四落,璀染余晖。
屋子里的蟹爪兰开得正好,嫣红的花瓣层层绽开,娉婷而生,好似一烁小小的烟花缀上叶尖。她轻盈地舞,无声地祝福,徐徐地道来新年早临的春晖。
春,她无声的祝福早已降临于天地之间。春,她从未眠。她雪藏于冬的足下,静待来年的万物萌生,锦绣花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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