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家附近有一条很宽阔的河。河前是一块开阔的草地,岸边长满了蒲公英。最美当属黄昏,每当袅袅的炊烟从烟囱升起,大人的呼声穿过广袤的草地揪在耳朵上,小伙伴们都争先恐后地跑着回家。总是跑在最前面的我往往会得意得停下回头看,看见人群在满地的蒲公英里奔跑,骚动飘飘的英絮在岸堤飞扬,在夕阳的余晖里摇曳着昏黄和远方。草地与小小的蒲公英,共同编制了我童年的斑斓。
然而,那斑斓却夹杂着一丝灰色——那是草地不远处村子里老中医开的一个小诊所。说是灰色,因为那诊所留给我更多的印象就是那满屋子刺鼻的中药味与从前被父母逼着喝中药的“恐怖”的回忆。
后来,到了该上学的年纪,我便匆匆与父母赶往了外地。那条河流,那片草地,还有那满地的蒲公英,便在我懵懂的童年里就此画上了句号。
再回故乡时,便是年年的春节。
那时我仍是名稚嫩的初中生,却对农村的年相当有意见。每当震耳欲聋的鞭炮声炸入双耳,弥漫的硝烟铺天卷地地袭来,我惋惜着农村为数不多的宁静与清幽,却又对白雾遮掩的模糊视线无可奈何。大人们挨家挨户地作揖拜年,我却只是想尽快地走完这年复一年有趣却无趣的乡间小路……
但那年不一样,2018的那年。我本应该烦躁又熟络地穿梭在满路鞭炮的碎屑里,挤出一些笑容对我并不认识的亲戚们说着新年好。然而,当我满怀不愿地走进那间“灰色记忆”的诊所时,当我面对老中医和他儿子的祝福但却怀想着何时能结束时,我无意间看到那位老中医的胸前别着一个党徽——他是中国共产党的一员。也许当时的我并不理解中国共产党这五个字意味着什么,但我知道这个名字,我认识这个徽章。一瞬间,那小诊所里并不充斥着中药味——也许是被硝烟掩盖了,也许只是我在来回的奔波里忽略了;可当我踏出诊所时,我分明地感到鞭炮的回响在消减,一些泥土和树的味道吸入我的鼻腔。太阳出来了,或者说硝烟散去了。
后来,全国爆发了新冠,于是我连着几年都不再回家。一向厌恶农村年味的我顷刻却怀想起故乡的河,与河岸前飘荡的蒲公英。
这年,我又一次回到了故乡,2022的这年。那里有久别重逢的童年的河,以及满地的蒲公英。那间诊所还在,只是我能明显得看出来,去那看病的人少了许多。相反,村里新开的卫生院得到了更多人的青睐。大概人们只会在春节时分前去那小诊所寒嘘问暖一番——包括我。
今年春节下着小雨,天空阴沉沉的。烟花和鞭炮照旧侵蚀在晨曦和泥土里。我随父亲一家一家地拜访过去。我还是不能准确地说出每一家的名字,也不懂我们之间的亲缘关系,但当我路过门前郁郁葱葱的树,淌过地上淤烂的泥水,我总能多多少少被勾起一些零星的印象。最令我期待的是那间小诊所。远远地便看见平坦草地旁突兀的那破旧的小土房,我轻轻地走近,走近,走进,却意识到那房屋中仅有老中医一人。他已然消瘦地不成样子,双眼深深地凹陷,拄着拐杖步履蹒跚地迎接我们。他没有戴团徽,相反,他的肩上绣着一块黑布。我有些诧异,一瞬间却又明白了什么。父亲也顿了一瞬,但没多说什么,只是一成不变地嘘寒问暖。我第一次主动开口对别人说新年好,第一次感到这陈旧腐朽的教条竟是我唯一的出处!
我应是十分不解的,但为了避讳,也不好开口。过了几天,当我将要离开故乡时,我终是耐不住疑惑,向父亲问起了这事。父亲说,那位老中医的儿子也是一位医生,在外面的大医院工作,前些年闹疫情的时候,为了支援武汉而不幸感染病毒去世了。
我能感觉到父亲是忍着悲痛说这话的,我也确实没想到这小小的村庄里竟隐藏着如此一位伟人。
其实那间诊所从民国九年就在了,至今已经102年历史,只怕它如今要断在这里了。我忽然意识到,这不是一个人的故事,也不仅仅是两代人,这是他们祖祖辈辈的传承。他们没有惊天动地的感人事迹,他们只是在贫穷落败的乡村里一代一代又一代地给予。我大概是理解了所谓中国共产党这五个字的含义,那就是将白发人送黑发人这样的感动与奉献真实带到我们身边的最可爱的那一批人。
我凌乱在夫夷喧嚣的风里。正月没有蒲公英,似乎硝烟也不再飘扬。而我却分明地看到无数白茫茫的光辉从草地里飘飞而起,奔向旅途和远方。这里是童年结束的河岸,亦是青年启程的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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